1950年，毛主席正在拆阅群众来信，其中一封信来自无锡证券app排行榜前十名，署名为“吴启瑞”，毛泽东确信自己并不认识这位妇女，但他拆开信封后，目光却在触及第一页上某个名字时久久无法移开。
1950年的一天，中南海的办公室里，毛主席正伏案拆阅堆积如山的群众来信。这些信件来自全国各地，有诉苦的、有建言的、有求助的，毛主席每一封都看得十分认真，哪怕再忙，也从不会敷衍了事。当他拿起一封来自江苏无锡、署名为“吴启瑞”的信件时，眉头微微一动——他确信，自己从未认识这位妇女，也从未听过这个名字。
可当他拆开信封，展开信纸，目光扫过第一页，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时，原本平静的神色瞬间变得凝重，目光久久无法移开。那个名字，就是王立庵——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，那位苦心教导他、鼎力支持他的数学老师，一段尘封的师生往事，也随之涌上心头。
王立庵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普通家庭，没有显赫的家世，也没有丰厚的家产，全靠自身刻苦自学，一步步在教育界站稳脚跟，最终成为当时湖南有名的教育人士。1913年8月，他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，担任数学教员，这一教，就是七年，直到1920年7月才正式离职，把最宝贵的时光，都奉献给了教书育人的事业。
除了精通数学教学，王立庵还懂古文书法，甚至略通医术，是个多才多艺且极其负责的老师。在学校里，他主要教授高等数学，深知数学基础的重要性，授课时从不敷衍了事，格外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，还经常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，给基础薄弱的学生补课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
1914年春，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第一师范，毛主席也随之转入该校续读，从此成为王立庵的学生。那时的毛主席，文史成绩极为突出，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在全校传阅，可数学却严重偏科，对枯燥的公式和定理提不起兴趣，甚至偶尔会在数学课上偷偷看文史书籍，成绩一度排在班级倒数。
王立庵很快发现了毛主席的偏科问题，也看出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远大抱负和不凡气质。他没有简单批评指责，更没有放弃这个学生，而是找毛主席耐心谈心，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：“现在是科学的时代，研究社会科学的人，不懂自然科学肯定是不行的，数学是基础，学好了才能更好地救国救民。”
这番话点醒了毛主席，他主动提出暑假留校，跟随王立庵补习数学。那段时间，毛主席每天白天去王立庵家中听课，中午就在王家吃饭，后来还干脆寄宿在老师家，集中补习了一个多月。王立庵因材施教，不用刻板的方式讲解，而是结合实际例子，把抽象的几何定理、代数公式讲得通俗易懂，还亲手编写了专属的数学讲义，帮助学生理解记忆。在他的悉心教导下，毛主席的数学成绩有了明显进步，也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性，这段师生情谊，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愈发深厚。
不仅如此，王立庵还十分爱护这个有志向、有骨气的学生。当时毛主席因经常挑战旧体制、发表进步言论，几次面临被学校开除的风险，都是王立庵挺身而出，在校长面前据理力争，力保毛主席，帮他渡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。
1919年，毛主席怀着传播新思想、唤醒民众的理想，筹备创办文化书社，可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短缺，筹备工作一度陷入停滞。王立庵得知消息后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主动拿出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500块银元，亲自送到毛主席手中，作为书社的启动资金。
在当时，500块银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全部积蓄，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对于家境普通、全靠工资谋生的王立庵来说，更是来之不易。他的资助，不仅解了毛主席的燃眉之急，更体现了一位教育者对青年理想的认可与支持，也让毛主席铭记于心。文化书社成立后，成为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平台，专门销售进步书籍，启迪民众思想，为革命事业播下了宝贵的火种。
王立庵的次子王人路，当时也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，和毛主席是同班同学。两人经常一起参与校园讨论，交换对时事的看法，共同阅读进步报刊，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，关系十分亲近，王人路一直亲切地称呼毛主席为“毛大哥”，这份情谊，也延续了很多年。王立庵注重家庭教育，家里氛围浓厚，十分重视知识传承，这种家风，也深深影响了王人路的成长。
王人路早年跟随父亲学习，受家庭和毛主席的影响，也树立了革命理想。1919年，他因积极宣传革命活动，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，被迫离开湖南，辗转前往上海。到上海后，他进入中华书局担任美术编辑，负责书籍插图设计，凭借扎实的功底，做得十分出色。
在书局工作期间，王人路结识了同事吴启瑞。吴启瑞出身江苏无锡，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，知书达理、温柔坚韧，后来在无锡师范附属小学任教。两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追求，相处日久，互生情愫，最终结为夫妻，婚后生活虽然简朴，却十分和睦。
婚后，王人路在上海继续秘密宣传进步思想，参与地下革命活动，常年劳累奔波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还时常面临反动势力的追捕。长期的劳累和迫害，让他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。1948年，王人路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，最终不幸去世，年仅40多岁。
他走后，留下吴启瑞一个人，独自抚养8个孩子。当时，8个孩子的年龄从3岁到17岁不等，最大的长女已经结婚，其余7个孩子都还在上学或待在家中，全靠吴启瑞每月40块钱的工资维持生计。40块钱，要养活7个孩子，还要支付学费、生活费和医药费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吴启瑞常常愁得夜不能寐。
王人路临终前，放心不下妻儿，特意叮嘱吴启瑞：“我和毛主席是老同学，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将来家里实在困难，你可以写信向他求助。”这番遗言，源于他和毛主席多年的情谊，也源于王立庵与毛主席的师生情，在他心中，毛主席就像兄长一样可靠。
1950年，吴启瑞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，有一次，一个孩子注射卡介苗后反应严重，需要住院治疗，昂贵的医药费让她走投无路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她想起了丈夫的遗言，鼓起勇气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求助信。这封信长达2000字，字里行间满是辛酸，详细描述了王人路的生平、革命经历，以及自己独自抚养8个孩子的艰难困境，还特意说明，王人路是王立庵的次子，请求毛主席允许3个年龄稍大的孩子进入苏南干部子弟班，以减轻家庭负担。
毛主席收到这封信后，第一眼就看到了“王立庵”三个字，那段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时光，那位悉心教导他的老师，瞬间浮现在眼前。他想起了老师的恩情，想起了当年老师的资助和保护，再看到信中“八口之家全赖一人薪资”的描述，心中十分动容。他当即用毛笔在信上批注，强调吴启瑞的困境，随后将信件转交给华东局处理，叮嘱工作人员务必妥善解决。
1950年7月19日，毛主席亲笔给吴启瑞写了回信。这封信写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，共三页内容，字迹工整、语气亲切。信中，毛主席表达了对吴启瑞家庭困难的关注，同意她持信与当地机关商量孩子入学事宜，还特意建议，如果遇到困难，可以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协商，并且表示“无不赞成”，同时也叮嘱她，要考虑子弟班的容量，不要过于为难当地工作人员。最后，毛主席还特意叮嘱吴启瑞保重身体，代为问候孩子们，信封上的地址“无锡市大成巷四号”，也是毛主席亲笔书写。
陈丕显收到毛主席的批示后，十分重视，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讨论解决方案。当时，苏南干部子弟班的名额已经满了，但考虑到吴启瑞的实际困难，以及毛主席的嘱托，最终决定破例安排3个孩子在吴启瑞任教的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免费就读，还每月给孩子们发放生活补助，切实解决了吴启瑞的燃眉之急。
吴启瑞收到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和生活补助后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心中的重担终于卸下了不少。她把补助款省吃俭用，一部分用来购买粮食和生活用品，确保孩子们能吃饱穿暖，一部分用来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和医药费，让孩子们能安心读书。此后，她继续在无锡师范附属小学担任低年级教员，一边认真教学，一边悉心照顾孩子们，日子虽然依旧简朴，却有了希望。
10年后，也就是1960年春天，毛主席在上海调研时，偶然想起了吴启瑞一家，特意询问工作人员她的近况。工作人员很快联系到吴启瑞，安排她从无锡前往上海会面。在上海锦江饭店，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吴启瑞，两人的谈话，从王立庵先生开始，毛主席深情回忆起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，王立庵老师给自己补习数学的场景，感慨地说：“王老师当年对我的教导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受益匪浅。”
这次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气氛十分亲切。临走时，毛主席取出一张湖南第一师范的合影照片，交给吴启瑞，还拿出1000元稿费，叮嘱她用来给孩子们买衣物和书籍。这笔1000元的稿费，相当于吴启瑞两年的工资，对她来说，无疑是雪中送炭。吴启瑞十分珍惜，合理分配这笔钱：给立志学医的大儿子买了医学院的教材，给冬天没有棉衣的二儿子添置了棉袄，给最小的孩子买了算盘，剩余的钱则存进银行，用来补贴家用。
几个月后，毛主席又给吴启瑞寄来了《毛泽东选集》和几张自己的照片，并于1960年9月2日写下第二封亲笔回信，信中表示，收到她的来信甚为高兴，叮嘱她好好保重身体，祝她和孩子们平安健康。
吴启瑞将毛主席的两封亲笔回信、照片和《毛泽东选集》都珍藏起来，视若珍宝。在她的悉心培养下，孩子们都健康成长，长大后各有成就：老大成为一名医生，治病救人、救死扶伤；老三主动支援西部建设，扎根边疆，退休时获得了先进党员称号；二女儿继承了母亲和祖父的事业，在无锡从事教育工作，直到六十多岁才离休；最小的孙子考入南京理工大学，毕业后成为一名副教授，教书育人、传承知识。
吴启瑞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，影响了无数学生。晚年时，她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、照片等珍贵物品，完整地捐献给了档案机构，让这段跨越半生的师生情、一份沉甸甸的牵挂，得以永久留存。
毛主席对恩师王立庵后人的关怀，从来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铭记恩情、重情重义的真实体现。一份求助信，两封亲笔信，几次倾力相助，藏着一位伟人的温情，也藏着一段难忘的师生情谊，跨越岁月，温暖至今。
参考资料：
中国教育新闻网《定格历史 印刻时代》
《毛泽东年谱（1893-1976）》（中央文献出版社）证券app排行榜前十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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